摘要：如果你无法沟通，就像在黑暗中对女孩抛媚眼，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能力，但必须能表达出来。——沃伦·巴菲特5月的上海还是一片寂静，但掩盖不住的是舆论的喧嚣。《经济学人》等外媒上，“外资撤出中国”的论调不绝于耳。潘中宁却说了一个数据：“我们做了...
如果你无法沟通，就像在黑暗中对女孩抛媚眼，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能力，但必须能表达出来。
——沃伦·巴菲特
5月的上海还是一片寂静，但掩盖不住的是舆论的喧嚣。《经济学人》等外媒上，“外资撤出中国”的论调不绝于耳。
潘中宁却说了一个数据：
“我们做了仔细的研究，从去年年中到今年一季度，投中国的海外共同基金，撤资比例只有2%-4%，很少。怀疑居多，但真正用脚投票的很少……这和我们的常识完全不一样，也说明思考这个世界绝不能人云亦云，不能只看新闻记者的报道，还是要有深度的、系统性的研究。”
用数据说话，是潘中宁和海外投资人的沟通法则之一。
“我在过去几个月不停地和西方投资人沟通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疫情。我们举了两组数据，2020年武汉疫情和2022年上海封城相比，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，上海这次疫情的负面作用小于武汉疫情，无论是从工业生产总值还是社会零售额的角度看，都比武汉那次要弱。”
近两年，逆全球化、去中国化似乎是海外投资人的“共识”。但潘中宁却认为，全球化一定会继续进行。
“我们之前对中国公司全球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，中国生产、全球销售，这只是国际化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。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，是全球生产、全球销售、全球研发、全球品牌。”
“反共识”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全球化的视野，在潘中宁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1、与典型的“研究员-基金经理”的成长路线不同，潘中宁的经历十分“折腾”：
最初读电力工程的他，毕业后在电厂工作两年后，又读了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，并在1998年加入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——君安证券从事投行工作。2001年，潘中宁加入联合证券新组建的资产管理部，启动了投资生涯。至此，他已经完成了电力工程师-投行-投资组合经理的转变。
但这对于潘中宁而言，仅仅是一个开始。
2005年，潘中宁毅然辞去工作，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读MBA。毕业后加入当时在美国互联网研究排名第一的券商Morgan Keegan做互联网研究。2007年，他加入加拿大最大的保险集团Manulife（宏利金融集团），在香港办公室参与管理中国市场的投资。
在香港这个为中西文化架起桥梁的城市，潘中宁一呆就是4年，这让他对于外资有了更深刻的认知：
“随着对外资的深入了解，我逐渐发现虽然外资在很多方面有优势，比如架构非常专业化、考虑问题较长远、钱也比较多，但是很多外资对中国的理解缺乏真正的深度，从本质上来说，是对世界的认知过于站在旧的思考框架上。”
于是，潘中宁决定离开，去一家对中国有深度了解、同时具备全球视野的机构。
2、2013年，潘中宁加入华夏基金。彼时，华夏基金管理的海外投中国的主动权益资金不到2亿美元，经过10年的努力，主动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。从份额上看，如今华夏基金的海外投中国的业务，估计占中国公募基金的25%。
“我们从最开始管一些亚洲政府的钱，到现在管全球的钱。我们不仅管理亚洲不少主权基金的钱，还有欧美的长钱。”
潘中宁现任华夏基金国际投资部、国际业务部行政负责人、公司ESG业务委员会主席，他的团队主要管理海外资金，同时也管理境内的公募产品和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资金。丰富的经历加上有历史格局的思考，也让他获得了亮眼的业绩：
以其管理的公募产品华夏潜龙精选为例，自2018年9月27日任职以来，该产品已经获得了95.29%的总回报，年化达19.38%。（来源：WIND，截至2022年7月5日）
3、管理海外的钱，如何向海外投资人传达投资观点是有挑战的，不仅语言上存在障碍，截然不同的历史、政治、文化都是一道道天堑。
沟通离不开对全球文化、历史的了解。潘中宁非常喜欢看文史哲的书，最近，他在重读德国哲学家马克斯·韦伯所著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也刚看完由中青年学者施展写的《枢纽》、张笑宇写的《商贸与文明》等一系列书，通过新的全球史视野下，重新理解传统中化文明的历史和背后的逻辑。
“和全球的长钱打交道，一定要有历史感，要懂得不同的文化，看问题的角度才会不一样。”潘中宁说。
在对话中，潘中宁透露了讲好一个中国投资故事的秘诀：一是用数据说话，二是共情。
“老是说自己的优势未必效果好。但是你跟投资者讲，中国人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绿色，更加普惠，如何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，这更能够产生共情。”
潘中宁身上，兼具理科生的理性逻辑思考与文史哲学者的大局观。和他的对话不仅关于投资，更是一场关于全球历史、政治、文化的头脑风暴……
以下是聪明投资者与潘中宁交流的精彩全文，分享给大家。
聪投：聊聊你的从业经历？
潘中宁：我1998年加入证券行业。从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刚毕业，我就加入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——君安证券，从事投资银行工作。
工作几年之后，我逐渐意识到相比做投行，自己对投资本身的兴趣更浓，因为投行是一个服务行业，服务于公司，不管这公司优秀与否。但是投资不一样，投资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。研究、跟随、学习这些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，并且和他们一起成长，是我个人的兴趣。
2001年，我刚好有机会加入联合证券新组建的资产管理部，启动了投资生涯。
2001年我做的是一个并购策略，当时许多并购并不是以提高效率为主，而是用来实现资本的短期价值。大家都是想着赚一波钱然后逃顶。我当时就觉得这种投资策略有道德上的瑕疵。虽然从哲学角度看，一切都是周期，但是从投资上看，我希望去做长期投资，分享企业的长期增长。用今天通俗的话说，就是要赚EPS的钱，不是赚估值波动的钱。
2002年我开始对自己的投资策略做了非常大的转型。这个策略从那时到现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。我非常幸运，2002年我就管理超过8亿人民币的机构资金，采取投资蓝筹股策略。2003年就碰到了五朵金花大行情，煤电油运和工程机械。
随着我对投资越来越了解、经历越来越丰富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眼界还不够。因此2004年我决定去美国读书，2005年初就开始到美国读MBA，当时在Georgetown大学读的MBA，同时也非常幸运能在美国投行实习，做互联网公司的研究。
2006年我开始研究全球最优秀的互联网、云计算以及消费品公司，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Salesforce、Apple等，这些当年研究的公司对我后来的投资生涯有很大的帮助。
2007年，金融危机的前夜，我成功入职全球大型金融机构——加拿大最大保险集团Manulife（宏利金融）。我被派到香港，从事大中华股票投资和研究工作。
2007-2012年，我一直在Manulife管海外的钱投资中国。随着对外资的深入了解，我逐渐发现虽然外资在很多方面有优势，比如架构非常专业化、考虑问题较长远、钱也比较多，但是不少外资对中国的理解缺乏真正的深度，从本质上来说，是对世界的认知存在一些旧的思考框架的偏见。
聪投：那时候外资对中国的认知如何？
潘中宁：第一，大部分西方人把中国当作一个新兴市场。比如Manulife，是以北美为中心的资产管理公司，北美以外他们都叫International，Asia Pacific是International的一部分，China又只是Asia Pacific的一部分。他们没有把China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。
第二，对中国的很多问题简单标签化。大部分投资中国的老外缺乏对中国的第一手了解，即使生活在香港、上海，看的也是CNBC、CNN，和中国的企业家、消费者等各种经济领域的市场主体交流不够深入。
以西方的框架来认识中国问题，我认为不够全面。当时大部分的外资没有考虑中国的情况，让自己的思维框架变得更灵活。他们还是过于强调自己固有的认知体系，以成熟市场的经验来思考在各方面快速变化的中国。
因此我那时决定离开，去一家对中国有深度了解、同时具备全球视野的机构。2013年，我有幸加入华夏基金。当时我们管理的海外投中国的主动管理资金不到2亿美元，现在过去了快10年，主动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。
我们从最开始管一些亚洲政府的钱，到现在管全球的钱，我们不仅管理亚洲的主权基金的钱，还管理不少欧美的长期资金。
华夏基金作为一个本土基金公司，能够将海外投中国的业务做到全中国公募基金25%的份额，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。绝大多数中外合资、外商独资基金公司的国际业务目前都处于发展初期。
聪投：在推广ESG基金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，如何解决？
潘中宁：2017-2018年我们推广ESG时，有两个最大的困难：
第一，在国内基金公司里做ESG的研究和投资，是非常有挑战的。
比如，一个上市公司丑闻出来后股价大跌，如果证实这个事情是真的，并且会对公司造成长期损害，从ESG的角度我们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投资这个公司，但是不少的投资经理会认为这是个买入良机。当时这种观念的冲突比较大。另外，不少人对ESG的认可，更多地是从市场营销角度，不一定放在投资价值观层面。
第二，上市公司管理层对ESG不太理解。
一开始很多上市公司不理解我们。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就说“ESG这些东西都是忽悠老外的，在中国不管用”。然后我就跟他当面做了深度交流，讲完后他觉得有道理，当即召开公司管理层会议，决定把管理气候风险、低碳化高效发展当作公司未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。
过去5年，我们帮助5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提升他们的ESG水平。我们会从一些ESG做得相对较好，但是没有充分呈现出来的公司切入。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们，长期来看都是聪明的、理性的，我相信，好的东西他们肯定会拥抱。
聪投：有投资人认为目前ESG发展偏欧洲“白左”思维，成为一种“政治正确”。石油烟草白酒都是反ESG的，但是现金流较好。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？
潘中宁：首先我不认可ESG是“白左”，我认为中国需要在ESG领域里有全球话语权，ESG是过去20年全球投资界最大的范式变化，没有之一。
公司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满足shareholder（公司股东）的利益最大化，更是要为stakeholder（公司利益相关方）服务。这个观念和我们党“十八大”以来的路线方针是非常相似的。
我们不能简单把ESG当作是“白左”，ESG其实反映了全球对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反思。只注重一小撮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方式无法代表世界的未来。
一个公司的竞争优势不应该建立在压榨自己员工的工资上，而应该建立在采用各种高科技先进手段以提高劳动生产率，同时优化员工的工作条件、福利以及职业发展，激发员工的能动性，最终公司的盈利能力也能够进一步提升。不仅仅把员工当作成本，而是当做公司最重要的资产。这才能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。
同时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有普惠性。企业把生产的商品卖给消费者，不是占消费者的便宜，而是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好性能的产品，并且以更优惠的价格卖给消费者，同时企业自身还能挣到很多钱，这才是一个很好的商业伦理。
“白左”这种思维又犯了标签化的错误——把很重要的事情简单标签化。
ESG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和复杂的完整体系，结果被一些人简单标签化。我不认可把ESG当作西方舶来品的说法。
中国金融市场各主体，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所有者、投资管理人，需要紧密跟踪国际ESG监管实践，遵循例如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（PRI）等组织提供的指引和范式，在全球ESG领域发出更多自己的声音。
聪投：“自上而下”的部分如何在你投资框架中体现？如何把ESG结合到投资流程中？
潘中宁：我们把ESG自上而下的思维贯穿到自下而上的从研究到投资风控的每一个环节。我们的投资研究是一个以自下而上为主的投资流程，我们不是宏观经济学家，虽然我们有长期的宏观体系，但真正的阿尔法创造，还是来自投资最优秀的企业。
发现并研究这些优秀的企业更多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。同时我们把ESG镶嵌在研究组合管理、风险控制以及和公司的沟通中，在每个环节都把ESG镶嵌进去。
和很多公司不一样，我们把ESG放在我所管理的国际投资部里，基本面的分析师和ESG的分析师在一起工作，基本面的分析师在每一个深度报告里面都必须有一个ESG的模块。
聪投：与上市公司沟通时，有哪些关键信息是一定要去和管理层了解的？
潘中宁：我们特别重视企业家的价值观。在中国，投资一个公司就是投资企业家，我们要找到和我们价值观相近的企业家。
两年前，我们投资了一家光伏公司。董事长跟我说公司愿景是“环境友好，员工爱戴，社会尊重，客户信赖”。他当时其实不了解ESG，但他多年一直在追寻这样的目标。企业价值观跟我们的ESG投资完全是吻合的。
我非常认可这样的思考，他们没有把公司的竞争当作零和游戏，而是把它当成价值创造，让自己的员工和客户受益，最终让自己的商业生态环境变得更友善。
之后我们决定持续增持。过去两年，我们一直是该公司的重要投资者。
聪投：可以展开说说光伏的竞争吗？
潘中宁：我本科学电力，在电厂里作为工程师工作过两年，因此我对中国的电力行业比较了解。
过去十几年，光伏行业经历了很大的周期变化，中国光伏组件的价格下降了85%以上，出货量涨了10倍，但是它的整体价值量的增长其实很有限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光伏行业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。目前，全球很多地区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比火电的价格还低。中国的光伏生产制造商让太阳能发电在全球真正成为了普惠的能源。
聪投：什么样的公司是你比较愿意投资的？
潘中宁：我们投资的几个原则：
第一它是技术驱动的公司。不是靠低成本毁灭价值，而是靠技术领先降低成本，不是靠低电价、政府补贴等，靠的是技术领先，而不是靠资源禀赋。
第二，这些公司要给社会创造价值，能给员工带来福利。
我们为什么投那家光伏公司？它的人均产值300多万人民币，高于大多数同行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用的是高度自动化的设备，这样，他在产品良率和一致性上也具有优势，也就可以给员工更好的待遇，也更有可能在发达国家设厂。这就是对世界的认知不一样。
第三，全球化。中国公司仅仅成为中国的龙头是不够的，要成为世界的龙头，这样才能在更大范围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就。我理解的全球化，不仅仅是中国生产、全球销售，而是全球生产，全球品牌、全球员工、全球销售和全球研发。
过去一两年逆全球化的浪潮越来越大，很大一个原因是不少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国家，在竞争的过程中，因为劳工等成本比较高而丧失竞争力，竞争力不明显时他们就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市场。
今天，中国公司也可以走向世界，在海外设厂，雇佣海外工人，扶持当地供应商，融入到当地的商圈，尊重当地的文化，就像过去几十年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一样。
但全球化也比较复杂，有全球化能力的中国公司不是很多的。在互联网时代，TikTok、米哈游， Shein成功地将产品卖到全世界。高端制造业、消费品相对较少。
聪投：你觉得你是什么风格？
潘中宁：我们投资高质量的公司，既不能简单归于成长，也不能简单归于价值。
对于高质量，财务指标上，我们投资的公司一般ROIC（资本回报率）比较高，要显著超越它的融资成本。
聪投：如果从个股、行业和择时这三方面来看，超额收益的来源分别占比多少？
潘中宁：过去10年的数据显示，我们超过2/3的超额收益来自于个股选择，1/3左右来自于行业配置，我们不做择时。
潘中宁：我们不少的投资，在个股选择上都是non-consensus（非共识）。
比如说我们投资的一家光伏公司，我们投资的时候很少有人喜欢它，大家觉得这个公司完全不行。2020年我们第一次建仓的时候，找不到几份卖方报告。
再举个例子，我们还说清洁能源。传统的电化学公司储能的成本非常高，每度电可能要几毛钱。
但有一家水电公司，一年发几千亿度电，里面有百分之六七十的电是可以调峰的，就意味着在非汛期是可以进行储能的，可以在电网低谷期把水蓄起来。
该公司强大的储能能力，基本没有反映到它的电价里面来，它的上网电价才两毛多钱一度。如果给它的储能能力进行再定价，它的电价会比现在高出许多。该公司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，并没有用市场化的方式，对其储能能力进行定价。
长期而言，火电煤电收碳税是必然的选择。
现在欧洲大概是一吨碳50欧元，折合成人民币每度电就要四五毛钱的碳税。如果中国只加欧洲的一半的碳税，每度电也得加2毛5分钱。
中国一年的火电将近6万亿度，加2毛5分钱的税就是1万多亿人民币的成本。如果我们真正要做到碳中和的话，火电的成本会大幅提升。这样才能够引导社会节省能源，用先进的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。
长期来看，传统能源再定价是10-20年的维度长期趋势。如果今天投资这些再生能源的公司，潜在的电价上涨的空间是巨大的。
聪投：追问一下你的思考方式，如何才能找到这些非共识的机会？
潘中宁：从物理学的角度用“第一性原理”的思维模式，非常重要。
举个例子，我们现在的汽车和上世纪60年代的车其实没有太多区别，只有两个变化，一个是节能，现在车越来越节能，第二是安全性提高。但车的基本性能其实没有太大变化，车也不会飞。
如果上世纪60年代问一个美国人，到了21世纪汽车会怎么样？90%的美国人会说汽车会飞，但是我们没有等来会飞的汽车，我们等来的是136个字节的推特。很多时候，技术进步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快。
除去自动驾驶的功能，新能源车本质上还是一台车，它并没有带来像手机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机的那种颠覆性的不同。因此，我投资这些公司会比较谨慎，会关注它给消费者带来了什么价值。
当然，电动车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，从第一性原理来考虑，它的生产复杂度大幅下降。
从工业制造的角度来说，以前生产一台传统汽车非常复杂，壁垒非常高，因此传统汽车公司比较挣钱，因为拥有其他进入者很难攻破各种专利技术。
而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非常简单，它的moving parts只有传统车的1/10，连互联网公司都可以造车，就意味着这个行业门槛大幅下降。使用成本和维修成本也会大幅下降。其价值链条会被重构。
另外，若自动驾驶可以实现，汽车的本质将根本性地改变，汽车将成为由智能电脑所控制的高速移动终端。
这些思考的维度，其实都是用第一性原理来思考这个世界。
聪投：你的换手率怎么样？以及持有最长时间的一只股票能持有多长时间？
潘中宁：最长持有一只股票有十多年。从到华夏基金开始，我就持有某个家电公司，之前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持有，两个加起来差不多15年。
我的换手率是比较低的，大概一年就100%。
我们的ESG基金更低。我们在2020年发了欧洲投资中国A股的第一支ESG的基金，年化换手率只有50%。
聪投：你在投资策略中怎么平衡胜率和赔率？
潘中宁：分两种，对于稳定增长、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公司，我们头寸比较大，这是一种。
第二，我们认为有可能涨好几倍的公司，头寸会少一点。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公司有90%成功概率的时候，我可能增加投资。
聪投：可以理解为，你的仓位的大部分关注胜率，小部分关注赔率是吗？
潘中宁：对，可以这么理解。
聪投：看你比较强调历史观，有投资人把现在的市场类比成美国70年代的滞胀，你怎么看？
潘中宁：我觉得不能简单套用历史。历史观很重要，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样，人类历史上没有像中国过去30年这样的，没法拿美国哪个时期来套。
中国过去的30年，相当于美国1920年-1960年，叠加美国8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革命，是两个周期的叠加。未来10-20年中国会怎么样，我觉得很难找到哪个国家的发展可以跟中国简单类比。
但我认为未来10年有几个方面的趋势：
第一是从低质量的发展到高质量的发展，叫可持续的发展。
第二是普惠性。不仅仅自己公司挣钱，而且给社会带来效益。
第三是全球化。
这三个脉络抓住之后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，在指引投资的时候就不会有出现太大偏差。
聪投：你怎么看现在逆全球化的现象？
潘中宁：我认为是由国际化到全球化。
我们以前其实不叫全球化，叫国际化，中国生产、全球销售，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。
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，是全球生产、全球销售、全球员工、全球研发、全球品牌。
逆全球化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，我认为全球化一定会继续进行，中国公司的全球化会迎来一个新的机遇，在海外设厂，遵守当地法律，尊重当地文化和风俗，雇佣当地员工，采购本地供应商，在本地销售。
至于跨国公司供应链怎么迁移，我认为不要把这个事过度政治化。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本来都是全球布局，从Just in time到Just in case必然意味着供应链的再分配，从中国走向全世界。
中国公司也可以响应供应链的全球化。今后的这些公司的股东也是多样化的，不仅有中国的投资人，也有很多欧美投资人在里面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。
聪投：你职业生涯中有没有至暗时刻，如何熬过去的？
潘中宁：2002年是我的至暗时刻，我刚做投资的第一年非常痛苦，因为我当时买的都是一些并购型的股票，投资策略是错的。那个时候非常痛苦，反思都写了几十页纸，当时花了好多时间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。
2002年开始最大的一个心得是，要长期聚焦最优秀的企业。和不够优秀的企业在一起，你的眼光、认知会受到限制。跟一流的企业家在一起，你的认知、世界观才会发生一些比较好的变化。
聪投：今年有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对中国的资产有很多质疑，你今年是怎么留住海外的客户的？
潘中宁：我想讲一个例子，很多人只看头条新闻，认为外资在系统性地撤离中国。
我们进行了详细研究后发现，从去年年中到今年一季度，海外共同基金投中国的撤资比例只有2%-4%。对投资中国市场有疑虑的居多，但真正用脚投票的很少。这和我们的理解不大一样，这也说明思考这个世界绝对不能够人云亦云，不能只看新闻记者的报道，还是要有深度的、系统性的原创性研究。这是第一。
第二，我们今年以来和投资人做了一些深度的沟通，尤其是今年以来的两件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事件——俄乌冲突、上海疫情，最后投资人还是相信中国的长期前景，也证明了我们的沟通的方式、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。
中国人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不太一样，中国人对crisis叫危机，不仅是危险，还意味着机会。
我就觉得，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思考这件事情，越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越要想一想光明的地方；同样，一片大好的时候，我们要想想潜在的风险。
因此今年，我和投资人3月份开了好几场电话会议，就讲到中国的哲学，最坏的时候往往就孕育着机会。我也跟他们解释国际冲突，大家所担心最坏的事情，其实没有出现，只是往往媒体会进行推波助澜。
聪投：你是怎么和海外投资人沟通的？
潘中宁：我们期待成为连接海外投资人与中国市场的桥梁。
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以西方的视角来阐述中国的故事。
最好的宣传是什么？第一是数字本身。
我在过去几个月和海外投资人沟通中国政府怎么应对疫情。我们给他举了两组数据，2020年武汉疫情的时候，和现在2022年上海封城相比，无论是从工业生产总值还是社会零售额的角度看，上海这次对全国经济的负面作用小于武汉。
第二，有共情。你跟投资者讲，我们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绿色，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生活，他会有感受。你跟他讲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何健康，大家始终会有疑虑。越是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例子，越有说服力与共情。
聪投：你跟海外投资人打交道这么多年，他们有哪些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很难消除的？
潘中宁：首先因为政治体制不一样，大家在公共治理方面是有不同看法的。这一点我认为西方的媒体有时夸大了这方面的差异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投资机构有时候也不太擅长去展示自己的特点。这样就容易产生不理解和冲突。我认为，聪明的方法应该是搁置差异，强调共情。
聪投：用三个词形容你的投资？
潘中宁：潘中宁：第一个我比较有耐心；第二个我会用全球视野来思考中国机遇；第三，跟最优秀的公司在一起。
聪投：能推荐几本书吗？
潘中宁：最近刚看完《枢纽》、《商贸与文明》等一系列由中青年学者写的书，通过全球史视野来解读中国文明，很有启发。
和全球的长钱打交道，一定要有历史感，一定要懂得不同的文化，看问题的角度才会不一样。
聪投：有没有推崇的投资大师？
潘中宁：每个投资人都有他的风格，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我也不试图机械地学习任何人，要做好自己。中国会有中国特色的巴菲特，不能照搬别人的方法。
聪投：喜欢什么电影？
潘中宁：《阿甘正传》、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。
《阿甘正传》这部电影打动我的点是它反映的价值观非常朴实。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，甚至在大家看来有些傻的人，淳朴、善良、信实、不忘初心。偶然获得财富后，第一时间回馈自己死去的黑人战友家庭，这种感恩之心非常打动我。
聪投：对子女有什么期待？
潘中宁：希望她快乐，希望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希望她身体健康。
我女儿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，为了保护动物从几年前就一直吃素。这一点其实也从我女儿身上学的，对环境的保护和重视、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等等方面。我从我女儿身上学到的东西其实挺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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